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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当代中国的贡献与承担

中国学术期刊网【当代中国论文】 编辑:天问 绿叶 2016-06-12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当代中国的贡献与承担论文作者:陈明,原文发表在《绿叶杂志》,经中国学术期刊网小编精心整理,仅供您参考。

关键词: 民族复兴 特殊地位 儒学复兴 国家强盛 文化认同 后冷战时代 意识形态话语 民族振兴 价值理念 当代社会
摘要:文化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在后冷战时代得到了呈现,但在国内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现在,执政当局开始从民族复兴的责任和承诺,尝试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传统价值理念的重要性重新得到体认和采用,这是相当值得期待的。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对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能做什么?对于当代社会、当代人群能承担什么功能?能否在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上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既是衡量儒家复兴的标志,也是儒家复兴的途径。

一、重物质的进步意义——把属人的东西还给人

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性的一种表征。用身体解释思想,实际上和科学中的还原论有一种契合的关系,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就人文意义而言,其片面性和消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是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存在,二者间关系复杂一言难尽,这正说明了人的特殊、丰富与“高贵”。然而,无论是以精神吞并物质,还是以物质解构精神,都是灾难性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重物质是主要的趋向,这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简单地说,这既是拨乱反正,也是现实竞争的需要。前者主要针对两条:一是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都是乡民社会的产物,价值倾向上比较偏精神;二是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也是在一种精神和意志的名义下发动展开的。后者主要针对国际竞争,在这个舞台上,实力间的较量是基本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具体背景中,重物质体现了进步性,它把属人的东西还给了人。当然,具体到现在,重物质似乎有点过。造成这种情形,既有人性的原因,也有制度、政策的原因,还有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原因。正因为成因如此复杂,对于有人提出要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取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我认为这很难把握维持。

二、重西方轻中华、重中华轻西方都是极端

对于有人所谓的重西方轻中华的说法,我认为里头有着价值预设或评判的意味。“西方”这个词的所指究竟是什么——科技?制度?宗教?作为人种、文化、利益单位的整个社会?对这些东西,我们“重”或“看重”是为了什么?看重它们又是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实现初衷?又要追问,我们是在一种怎样的语境中遇见西方?我们跟西方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格局?
从我们的经验看,西方首先意味着入侵者,然后意味着坚船利炮,不管怎样,我们与他们是处于一种竞争博弈关系格局之中。明乎此,则对我们重西方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界限就有了拿捏取舍。你要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很好,可是,葵花宝典你练不练?不练?对了,自宫之后天下第一也没什么意义了。西方,科技是必须虚心学、尽量拿来的;制度,从满足社会正义、实现公民权利出发也应该认真择取;宗教,一些人因缘际会成为基督徒什么的,也应予以尊重。但是,对其“文明冲突”思维中的“软力量”属性,我们显然就必须慎之又慎了。总之,重西方必须清楚树立自己的主体性,不要把西方作为标准,不要忘记“西方”这两个字的后面是一个利益和权力的单位。因此,把自己建设得足够健康强盛,是与西方和谐相处的前提。
轻中华,同样需要厘清这里的“中华”何所指?鲁迅所反对的传统,与钱穆所弘扬的传统不是同一样东西,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却是相同相通的,即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似相反而实相成。遗憾的是,现实中人们常常走极端,重西方轻中华的多成了全盘西化、文化虚无主义;与之相反的,则成了义和团、原教旨主义。其实,这两者也是似相反而实相成,都不利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现在执政当局开始从民族复兴的责任和承诺尝试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传统价值理念的重要性重新得到体认和采用,这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第一代领导人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是出于救中国的目的。但我不认为,重中华就意味着轻西方或应该轻西方——选择什么、传承什么,取决于我们的需要。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解放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伤害。在我看来,现在下这样的断语有点为时过早吧?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并非不能与个人主义、自利主义、竞争社会同时并存。它们在西方社会难道不是发展得都很充分么?我觉得在我身上它们就和谐相处。有些东西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中却并行不悖。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也有一个各司其职、各尽其用的问题。制度设计和安排对于保证这一点特别重要。
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转变,这种转变的种子需要到竞争与合作、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中去寻求和挖掘。

三、儒学复兴取决于能对国家强盛民族振兴做什么

有人希望复兴道统,但道统问题十分复杂。这里简单地以孙中山先生的道统观为例。中山先生说:“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中山先生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作为国家元首,却自觉认同传统,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智慧。跟那些把道统理解为道德,希望借以匡扶人心拯救伦理的人不同,我个人喜欢从这个方面理解道统。那些问题,我更相信制度和法律。
社会需要共识,民族需要凝聚力,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些都是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作为历史经验凝结的文化、作为正义保障的制度以及共同利益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文化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在后冷战时代得到呈现和论述,但在国内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没有充分论述的空间——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种层层相套的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关系,譬如儒家文化相对A文化是边缘,相对B文化却又是中心;此外,文化的凝聚对内构成向心力,对外则构成离心力。当然,你可以不去说,但不可以不去想、不可以不去做。我想强调的是,凸显道统是有其意义的,但远不是那么简单,更远不就是全部。对它的艰巨性、复杂性,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同样被视为所谓保守主义者,我的特殊之处就是认为: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对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能做什么?能承担什么?就是说,儒学复兴的关键不在于它理念是否正确、历史上是否有效,而在于对于当代社会当代人群,它能承担什么功能?具体说就是塑造民族的文化性格、建构国家的现代形态,再具体点说就是需要在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方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既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也是儒学复兴的途径。

最后,我想对下面一种观点谈点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文化和精神上,中国需要的是重建政治价值。请问,政治价值难道不是文化的精神的?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把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价值落实为现实中的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是利益集团间博弈的产物,所以,文化和精神的“软力量”要发挥作用并非易事。如果民族复兴真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共识,那么一切问题就只是技术性的了。但我们显然无法这样期待。儒家虽然“心存魏阙”,但在秦汉之后,就主要是深耕社会基层——实际上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论述都是立足社会、立足文化,这跟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论述颇多契合。这个体系的特征就是强调社会对于政府的优先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者统一。

作者:陈明
单位: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在本刊编辑曹春玲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