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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下恐惧感与恐惧型廉政文化的重要选择项与生成路径

中国学术期刊网【政治哲学论文】 编辑:天问 领导科学 2016-05-09规训权力下恐惧感与恐惧型廉政文化的重要选择项与生成路径论文作者:高信奇,原文发表在《领导科学杂志》,经中国学术期刊网小编精心整理,仅供您参考。

【关 键 词】恐惧感;廉政文化;规训权力
【摘 要】权力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权力异化与滥用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来构建廉洁政治生活、权力正态运行的一套认知体系、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培育和生产权力异化或滥用的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是权力正态运行的心理原动力与权力乱用的矫正机制;用心底的“怕”编织权力伦理、营造社会风尚、武装公众头脑、演绎“表象技艺”,是恐惧型廉政文化的重要选择项与生成路径。
  【作者简介】高信奇(1972— ),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南京市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工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ZZ201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6)08-0007-04
  
  恐惧,通俗地说,即怕、畏,是人类面临外界不可预测或危险等情境而引发的无所适从的生理反应或心理感受。恐惧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感受状态,往往会直接投射到火热的政治生活之中。纵观西方政治文化发展、政治观念演变过程,个中蕴藏着政治恐惧理念的历史谱系。恐惧尽管是一种负面的情绪,然而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却往往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恐惧是政治焕发生机的源泉,是促使某些特定政治观念或政治价值形塑的动力,纵览政治文化发展史,从某种层面来说,正是基于对权力非正态运行、权力滥用所造成危害的恐惧,引发了人类对好制度、好生活的苦苦追寻,对权力正态运行的殚精竭虑。同样,培育权力滥用的恐惧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向度,也是规范权力正态运行的心理强制力。
  一、恐惧感:公共权力正态运行的心理原动力
  恐惧的心理感受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实践中一个潜在的理念流,而且往往与政治生活有勾连,与公共权力相结盟。
  梳理西方政治生活发展脉络,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政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克服政治权力滥用的恐惧的历史。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为了驯服权力的恣意妄为,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不断探索政体问题。希腊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早年醉心于寡头政体,曾对“三十人僭主”政治抱有大展宏图的希望,而对于僭主寡头政体恐怖统治的恐惧让他很快与之决裂,并寄希望于民主政治。然而,在雅典民主派对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柏拉图对民主政治中平民恣意用权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于是柏拉图进而转为推崇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的哲学王统治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在对政体进行考察时发现,极端的民主制与极端的寡头制都是极其危险的,正是基于对单一政体难免会造成政体循环与政制衰败以及政治生活紊乱的恐惧,亚里士多德设计了包括民主制、寡头制的混合政体。当扫描历史的镜头转向古罗马政治生活时,我们发现政治恐惧感同样出现在古罗马的政治舞台之上。务实的罗马人为了实现权力的公共性,防止权力落入某一阶层手中,设计了融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共和政体,使得三个阶层所代表的三种权力既相 互钳制,又相互支持与合作,[转载自中国学术期刊网 http://www.qikanc.com,请保留此标记。]确保国力强盛。尤其是为了防止权力落入贵族之手而对平民产生权力压制的恐惧,罗马人设置了执政官,加以保障平民权利不受侵害。
  西方古代对权力非正态运行的恐惧传统在近代被接续与传承。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鉴于对现代性转型社会中人与人就像人与狼一样的恐惧,而竭力鼓吹利维坦式的现代国家,希望以此来实现个人的自我保存。近代法国浪漫主义者卢梭正是对现代商业社会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恐惧,而意欲构建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政体,并心仪古代共和制的理想国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政体分类学研究中发现,不同政体往往由不同人类情感所推动,其中推动专制政体的情感则是恐惧感。正是基于对专制政体的理论焦虑,以及对处于绝对主义国家情景中法国君主专制的深深忧虑与恐惧,孟德斯鸠设计三权分立的现代权力结构,以确保权力受到规训而非恣意妄为。之后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针对19世纪现代民主潮流的来势汹汹及对平民群众炽热政治诉求的焦虑和多数暴政的害怕,而企图以培育去中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加以消解恐惧、抚慰忧虑;英国保守主义者埃德蒙?柏克鉴于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传统式微、社会动荡与失序以及血腥场景的恐惧,而走向对传统与秩序的留念和呼唤;德国思想大儒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政治生活高度理性化的恐惧,而发出现代人陷入“铁笼”的警告;马克思对现代工商社会经济领域不平等的恐惧,而推演出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德裔美籍当代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亲临极权主义的全面恐惧,而挖掘出现代人自我逃避的心理机制;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恐惧,而苦思冥想出以交往理性来化解之……由此可知,恐惧、焦虑、害怕,成为西方政治文化谱系中一条重要的脉络,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恐惧谱系。正是这种基于对权力非正态运行可能给社会招致灾难和人类带来痛苦的恐惧,从而上演了一部不断调整权力归属与结构的政治生活图景,推动政制不断走向完善。
  二、心底的恐惧:治理权力滥用与异化的矫正机制
  权力是政治生活的润滑剂,它具有一张普洛透斯般的脸,具有既可以为公共生活谋取福祉、营造秩序,又能引致暴政、不公与失序的双重属性。无论是远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还是在近现代政治舞台,公共权力的具体运作都需要规范与约束,否则权力就会出现一些负面性后果。
  治理权力滥用或异化,可以从宏观权力结构设计来加以破解,也可以从微观权力运作来予以矫正。在微观方面,恐惧感是建立权力运行秩序、规训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迫使权力规范运转、防止权力滥用的利器,是矫正权力滥用、异化的心理机制。从逻辑分析来看,权力的具体运作往往涉及权力自身结构和权力运行者两个方面。除了宏观权力结构设计中形成的权力制约监督之外,在微观权力运作中对权力运行者(公职人员)乱用或滥用权力,往往采取法律制裁和道德训诫。究其根源,无论是法律制裁还是道德训诫,欲收法律约权和道德训权之功效,前提约束性条件是必须在政治生活中构建恐惧型政治文化或廉政文化,在公职人员心中种植滥用权力的恐惧感,即违反法律和违背道德伦理所带来的对身体惩戒和良心谴责的恐惧。可以说,这种 惧感在一定程度上能较为有效地驯化公职人员乱用权力的内心冲动,遏制权力异化。
  道德的恐惧——矫正权力滥用的警醒剂。人类的政治生活离不开道德的约束,“如果政治脱离道德,就意味着贬低了政治,甚至还会使政治堕落为一种冒险事业,最后的结果就如塔西陀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只会有好人,而不会有好的政治制度’”[1]。政治生活离开道德是无法想象的,不仅权力自身及其运行存在道德、伦理特性,而且道德或伦理也是规范公职人员政治行为、规训权力滥用或权力异化的一种重要手段。二战以来,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面对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公职人员违背公权公用道德属性的现象,不少国家提出对公职人员行政行为进行道德约束,行政伦理或从政道德一时成为制约权力滥用的一剂良方,如美国先后颁布《政府道德法》《政府道德改革法》《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韩国颁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等。道德规训权力滥用,就是对公职人员的公权公用、权力运行程序、乱用权力等道德奖惩进行伦理观培育,在每个公职人员内心建立起权力的道德意识、权力运行的道德责任和正确用权的道德评价,并使得这些权力道德成为内心深处最高的审判者,成为权力行为中必须遵守的绝对命令。那么,如何发挥道德制约权力的作用?建立违背权力道德恐惧心理是发挥道德规训权力作用的重要途径。其实,从人类共同体来说,道德的生成与恐惧心理感受息息相关。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道德无非是由畏惧所激起的对和平安宁的追求”。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也说道,“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道德是以善恶、好恶为尺度,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评价人的行为。用道德或伦理规训权力、防范权力滥用,关键是让公职人员在心理层面产生因滥用权力而害怕社会舆论的谴责、惧怕身败名裂和良心的折磨等情感反应,其深层次机制是在公职人员内心形成一种道德性恐惧或良知的焦虑感。这种道德性恐惧的实质在于对灵魂、思想、意志的惩罚,用法国思想家马布利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
  法律的恐惧——防止权力滥用的催化剂。法律是一把悬挂在公职人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制约政治权力失控的有力武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治理权力腐败,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法律制约权力即以国家暴力工具为后盾,依法对公职人员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控,对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予以法律惩处,对滥用权力的违法犯罪分子剥夺人身自由直到剥夺生命的强有力制裁。以法律惩罚职务犯罪不仅是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处罚,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其他公职人员起着警示、震慑作用,并规范其用权目的。法制能起到震慑公职人员乱用权力的作用,根源在于对法律的内心恐惧,或者说,恐惧是法律被社会接受的心理基础,正是怕遭受失去人身自由、身陷囹圄、走向断头台、身首异处等惩戒才接受法律约束。对于这一点,霍布斯坚信,“对政治恐惧恰当的培植有赖于清晰的成文法律和明确的惩罚机制。法律法规应该大量出版,并使普通臣民感到通俗易懂。国家的制裁手段——需人人平等并与规定的条令相符——仅仅运用在那些违法乱纪者身上。法治并不是恐惧统
治的一个例外,而是恐惧统治的结果,‘惩戒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仇恨,而是害怕’”[2]60。
  三、培育心底的“怕”:恐惧型廉政文化的生成路径
  廉政文化是关于公共权力规范使用和公共权力正态运行的认知、态度、思想、信仰、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配合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是社会风尚和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可以从多维度切入、多渠道着手。其中,建立滥用权力的心理恐惧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种廉政文化建设中如若缺少了这一环节,将会使廉政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不逮。廉政文化需要建设,滥用权力的恐惧感需要培养。培育对滥用权力的恐惧感可以从以下四种机制着力。
  其一,培育敬畏权力的恐惧型认知机制——用“怕”编织权力伦理
  认知权力运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对权力的归属、功能、运行等认知与对滥用权力危害的认知。按照现代民主主义理论,公民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然而每个公民又不能亲自使用权力,于是,公民就通过委托机制将公共权力授权给公职人员来具体行使与运行。由此可见,权力具有公共性属性和道义性功能,即公共权力必须用来为公民谋取福祉,这是公共权力的伦理底线。权力伦理性是权力合法性或正当性的重要函数项,“一种权力只有在已被社会接受的道德伦理或先验的原则认为正当合理的时候才是合法的”[3]。当突破权力的这种公共性和道义性伦理底线,化公权为私权、以公权谋取私利,就意味着公共权力被滥用或异化,伴随着会出现权力的道德危机,从而引发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如何使公职人员在使用权力时确保权力的道德属性与伦理责任?
  正确认知权力、建立滥用权力的恐惧型认知机制,用心底的“怕”来编织权力伦理,是确保权力道德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利器。恐惧感可以是自生的,同时也需要培育,“不论出于宗教还是世俗的理由,前现代的思想家都企图证明恐惧必须是精心培养的,维持它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作为道德存在体如何表现为人的一套严肃的道德教化。发展这种合乎道德体系的恐惧同样需要一组政治机构的纽带。霍布斯认为,教导人民对某些事物心怀恐惧是国家的首要责任,只有怀着这些恐惧,人们才会奉行他们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2]10。同时,心中的恐惧感还需要不断强化,因为任何恐惧在通过多次尝试无害之后,往往就会发生情感钝化,恐惧感就会逐渐式微,只有不断培育和强化,才能确保恐惧感的持续性和恒久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对公职人员进行长效性教育来培育和强化滥用权力的恐惧感,“恐惧是一种基于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由教会和学府中有影响力的人教育出来的”[2]1。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公职人员心中树立权力使用的伦理底线思维,培育起敬畏权力和滥用权力的恐惧性认知系统。首先,要不断地对公职人员进行权力道德和行政伦理教育,促使公职人员对权力公共属性和道义性功能形成理性认知,在心底建立起公权公用的道德律令和违背权力道德性的恐惧感,从而在智识上用理性克服滥用权力的激情,用心中的美德防范谋取私利的欲望。其次,要对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危害、可能遭受的舆论谴责、职务犯罪法律知识等进行教育,从而在公职人员心中对公共权力产生敬畏感,并树立起滥用权力的法律恐惧感。一旦建立起敬畏权力的恐惧 性认知系统,就会潜移默化地规范公职人员的政治行为,自觉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大部分情况下,恐惧应该被忘掉;它所起的效用,也得在人们已不复记忆或回顾下,如习惯成自然般运作”[4]。
  其二,形塑滥用权力的耻感评价机制——用“怕”营造社会风尚
  耻感是主体依据善恶标准,对特定行为与现象所做出的否定性评价而产生的愧疚、羞耻、不安与畏惧的心理体验。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耻感是社会调控机制,它能使人类避免那些可能导致让人感到羞耻的行为,换言之,耻感可以规约人们的言与行,获致社会秩序。同样,耻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权私用也起着防范功能,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权私用、节制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形成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的好结果。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年轻人应当表现出羞耻的感情,因为他们由于听凭感情左右而常常犯错误,感到羞耻可以帮助他们少犯错误”。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人耻感的生成主要来自于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两个不同维度。一方面,自我评价是在没有他者监督、评价的情境中,主体自我意识到行为不当而产生的内心良知上的谴责。在这种评价机制中,耻感依赖于对善恶的理解。耻是对善的否定性把握或是对恶的直接情绪反应,心中有善恶的界分,方可判断荣辱,才能有耻感的生成,可以说,不知善恶,无以知荣耻。知善明恶之后,就会在内心对善产生向往与羡慕,对恶产生恐惧与厌恶,就会产生基于恐惧的耻感心理感知,就会产生无颜以对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耻感的社会评价机制是社会、集体或他者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善恶判断与倾向性评价。此种境况下,行为主体会密切关注社会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会通过他者对自我善恶价值信号的传递、赞誉、谴责,在内心形成褒誉性评价或恐惧性评价,产生愉悦性情感或痛苦性倾向,从而坚持或修正自己的行为。
  个体耻感生成与体验离不开社会风尚。社会风尚是社会趣味、情感、观念、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的外显,是社会舆论所形塑的文化氛围。社会风尚有着良善与恶俗之别,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利于社会成员知耻行善,不好的社会风尚则会导致公众荣辱颠倒、善恶难辨。因此,良善的社会风尚能够营造善恶分明的氛围,能制造出荣誉感和羞耻感,对社会恶行歹意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行恶者形成持续的恐惧情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着现代性社会转型,新旧价值观交替、社会风尚转换,出现了一种扭曲的社会具象,即部分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现象没能被视为负面的、理应被社会舆论所贬损和谴责的恶行,反而成为些许社会成员追逐与向往的“善果”;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没能形成滥用权力可耻的社会风气,没能形塑对滥用权力产生恐惧的社会风尚。其实,欲使耻感发挥调控与防范权力滥用之功效,重在营造权力滥用的恐惧型社会习俗、社会风尚,建立积极正面的基于恐惧的耻感评价机制。亚里士多德认为,耻感“一般被定为以对耻辱的恐惧。它实际上类似于对危险的恐惧”。通过重塑社会风尚,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滥用权力成为遭人唾弃与可耻的行为,违反社会风尚就会在内心产生恐惧型耻感,从而使得公职人员自觉规范用权、秉公用权。
  其三,构建贪腐行为恐惧型宣传机制——用“怕”武装公众头脑
  政治生活有序展开离不 开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也译为“政治沟通”)和政治宣传,当然也就离不开语言和信息,所以,英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来运作的”。面对权力滥用高发易发的政治生态,以大众媒介为载体、以政治修辞化的语言和信息为手段,构建起一套贪腐行为恐惧型宣传机制,自觉抵御滥用权力的私念。恐惧型宣传机制具体运作方式是:通过对全社会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进行惩治权力滥用的修辞化政治宣传、政治传播,使他们感知、理解并记忆政治修辞所传达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导向,接受并习惯政治修辞所建构的政治思维。恐惧型宣传机制旨在用恐惧感武装大众头脑,尤其是要让权力行使者在内心形成对权力滥用的恐惧,形成痛苦的记忆与想象,从而起到使公职人员规范运用权力的政治说服、政治教育和政治劝诫功能,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和权力运行,“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感受……痛苦的记忆应该能防止罪行重演,正如肉体惩罚的公开展示尽管可能是十分做作的,但却能防止罪犯的蔓延”[5]。
  政治传播、政治宣传能否产生恐惧的心理效应,关键在于对宣传载体、策略与形式的精心设计与策划。在构建恐惧型政治宣传载体上,既要运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也要充分运用电脑网络新型媒体,如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和公共舆论。在宣传策略上,既要对规范用权、秉公办事公职人员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树立正面标杆,更要对权力滥用者尤其是对被查处官员的惩戒进行大肆宣传,塑造其负面形象。当然,在对滥用权力者进行负面渲染中,要注意宣传的限度,切不可以侵犯个人合法权利。在宣传形式上,要善于运用隐喻、象征、警句、仪式等政治修辞对宣传内容信息进行艺术性的包装,在理性上说服受众,在情绪上感染受众,产生抵触权力滥用的认知系统。通过恐惧型宣传机制,在社会公众和公职人员心里形成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恐惧感,从而助推公职人员塑造规范用权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态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其四,建立罪刑相当的恐惧型惩罚机制——用“怕”演绎“表象技艺”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将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纳入法治框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现代性的成果。法治是现代法制理念,其实质在于约束公权、保障民权,其中,约束公权是保障民权的前提条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权力腐败,关键在于在公职人员心中形成一种害怕痛苦的心理强制。德国刑法学家保罗?约翰?安塞尔姆?冯?费尔巴哈为此提出了减少犯罪的心理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从理性人假设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全体公民能够事先明确意识到:触犯法律将招致的痛苦较之违法行为的欲求不能被满足而产生的痛苦更大,那么违法行为就能够被阻止。换言之,在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心理作用下,公民在选择是否违法时,往往会对违法所带来的痛苦与其所带来的快乐做出对比,如果痛苦大于快乐,公民将会在内心形成一种心理强制,从而趋向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其实,导致心理强制发生作用的实质是能否让公民培养一种对违法犯罪后造成的自己身体惩罚、名誉破坏、自由丧失、健康不再以及民事赔偿等所带来的痛苦与恐惧的估计意识,并养成痛苦、成本与快乐 收益比较的思维习惯。
  建立以心理强制为动力的权力滥用的法治主义惩罚机制,需要树立对法律权威的恐惧和对司法权威的恐惧来辅助。生成法律权威的恐惧,首先要构建起一套规范权力运作和权力滥用惩戒的法律体系,让所有权力行使者知晓刑罚是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凡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都必然承受刑罚,任何人都不能免除刑罚的制裁,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处以法律惩罚,威慑其他行为人,使其不敢实施犯罪行为。这种恐惧机制是建立在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的“表象技艺”基础之上的。所谓“表象技艺”,是指要在犯罪行为与惩罚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符号关联,即犯罪行为必定会遭受惩罚,什么样的罪行就会招致什么样程度的惩罚。“表象技艺”的这种符号关联意在树立一种犯罪必受惩罚的理念,并给予公民对惩罚的畏惧,从而弱化公民犯罪的动机。无论是心理强制的恐惧机制,还是“表象技艺”所带来的犯罪必受惩罚的恐惧,都是对法律权威的恐惧。
  一套恐惧型惩罚机制同样离不开建立恐惧型司法审判与执行机制。司法审判与执行必须遵守罪刑相当原则,并且严格做到司法公正,并对审判结果严格执行到位,通过司法判决和法律执行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在滥用权力与痛苦之间建立存在必然联系的确信,从而使得公职人员不敢轻易实施权力乱用行为。
  
  参考文献:
  [1]路易·博洛尔.政治的罪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
  [2]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27.
  [4]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80.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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