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期刊网 » 论文 » 管理学论文 » 基本理论论文 » “实证研究神塔”应该走下神坛论文正文

“实证研究神塔”应该走下神坛

中国学术期刊网【基本理论论文】 编辑:天问 管理学报 2016-05-07“实证研究神塔”应该走下神坛论文作者:韩巍,原文发表在《管理学报杂志》,经中国学术期刊网小编精心整理,仅供您参考。

【关 键 词】实证研究 局限性 科学主义 误导
【内容提要】 从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所遭遇的质疑出发,以四本流行的研究方法论著作为样本,分析了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面临的巨大困扰;并通过构造一个“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讨论了实证研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希望更多的管理学者意识到,当下学术界把实证研究尊为最具合法性的研究方法论,是一种明显的误导,存在重大的危害性。要想切实推进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品质,实证研究应该走下神坛。

(韩巍,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1管理学者不一定会做得更好,但至少不应该更糟

  用这样一个有些哗众取宠的标题,其实另有深意:①向对中国社会有深刻洞察的鲁迅先生表达敬意,因为中国管理学术界太缺乏先生身上的那种“批判精神”;②表达长期以来对于实证研究“话语霸权”的质疑。希望更多怀有“科学精神”的管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能够认真思考一个已经“惯例化”甚至“制度化”的谬见——实证研究几乎是“科学方法”的同义语,几乎没有自信另寻他途,尽管在美国和中国,它的确是主流研究的基本范式。

  习惯上“empirical research”被翻译成“实证研究”,如果将其再对应地翻译成英语,则应该是“positivist research”。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empirical research”是通过感官,以直接观察或体验来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时,采用统计学方法精确地分析所获的数据,在科学研究中,是“empirical research”效度的关键;“empirical research”产生客观的“empirical evidence”。

  “positivism”即“实证主义”,则是指一系列认识论观点和哲学主张。“positivist research”在英文中并不及“empirical research”那么多见,但可以认为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实证主义”的流派众多,但看法比较相近,均认为“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人类生活中,科学方法是最好的揭示其过程的方法”。而“科学方法”在这里就是通过观察、测量获得“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因此,通常实证主义(研究)就等于“定量研究”。

  学术界把那些接受“人类社会生活受到‘普遍的因果律’制约(本体论),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中立’(认识论),遵循特定规则,研究结果可复制”信念的学者划归为“实证研究者”。他们所惯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测量获得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验证理论假设。很大程度上,也即定量研究方法[1]177-178。尽管并非所有的实证研究学者都能意识到其看待管理世界的基本立场,但他们倾向认为,只有具备“文献综述(理论基础)—提出假设—数据分析—假设验证”样式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观察中国近年来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学术杂志(作者意指那些较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还是博士、硕士,甚至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实证研究已经蔚然成风!作为学术研究的看门人,有杂志建议“非实证研究的文章不发”[2],所以,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比如现象学、人类学、建构性扎根理论等典型的质性研究)”的文章可谓凤毛麟角;而那些“聪明”的学生、学者们也发现,只要“阅读英文文献的水平够好”,只要“对统计分析有一定的了解”,从理论到“猜想”,从成熟的量表到便利的数据收集,再交给越来越界面友好的统计软件,从事主流管理研究的难度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让人生畏。简言之,大家从“实证研究”那儿领回了一张“准生证”,大批疏于了解管理实践,更勿论对管理有深刻思考的硕士、博士、学者被批量化生产出来了。不过既然纽曼都说:“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除了(实证研究)这个研究取向之外,从没听说过还有其他的研究取向”[3]90,那么这一切值得大惊小怪吗!

  更令人遗憾的是,管理学术界一方面鼓吹所谓的“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却不怎么关心一个“更加全貌、更加多元”的国际学术版图[1]3~4,也无心认真对待来自国际学术领域越来越多对实证研究的质疑和批评:

  “在国际组织管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界,实证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实证主义所标榜的研究者的‘中立性/客观性’,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概推/普遍性’均遭到质疑。”“在本质上,管理知识都是局部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无法处理复杂的、应景的和动态的问题,而这3点恰恰是社会和经营的最基本特征”,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把研究对象的特征从场景中抽象出来,用均值抹杀了个案的丰富性,“忽视了作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因而总体上使他们的知识不可能得到应用”[5]。

  米尔斯[6]212说:“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也许是对个人生存状态和组织生活经验的一种自觉,也许是对于某种普遍、深远的社会现实的“偏见”。长时间困扰笔者的是,在组织文化、关系、组织理论、领导、战略、消费者研究等领域,广泛使用“量表”所发表的那些实证研究,为什么常常徒有严谨的外表,而没有深刻的启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商学院/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几乎成为了中国大学最常被大众关注的“业务部门”,但为什么远从美国、欧洲,近至中国内地,“尖锐的批评声”越来越烈呢[7~10]?纽曼[3]87声称:“正是研究方法论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在一个“管理科学”、“科学管理”铺天盖地的时代,为什么主要采用了“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中国管理学术界,依然会被讽刺为“自娱自乐”、“与实践严重脱离”呢[11~13]?

  本文是对管理研究中“实证研究”的一个反思:①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方法论”偏好,从自身的学习史中选择4本影响较为广泛的“方法论”著作,解析了“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存在的困扰;②通过构造一个“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阐明了“实证研究”作为主流管理研究范式存在的缺陷。作为对徐淑英所提出的“范式革命”的进一步回应[14],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思考和争鸣——如果不能正视“实证研究”的局限性,不能建立多元范式合法性的共识,无论研究方法多么具有“科学样式”,要想建立起令人尊重的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相信会和孔德的物理主义理想一样遥不可及。

  2应该有一种更加诚实、自洽的“实证研究”

  按照纽曼的说法,知识的来源除了“研究”外,不外乎几种途径:权威、传统、常识、媒体、个人经验[3]5~10。人生经历有限,传统、常识仅有助于应付日常生活;媒体、个人经验又偏见过多。对于学术而言,“权威”自然是更好的选择。必须承认,中国的大多数管理学者并不关心研究方法论这一基础问题,比如,与国外同类书籍的出版量相比,国内的数量几乎微不足道①。就笔者十分有限的了解,如果包含“译著”,从时间顺序上讲,有几本影响比较广泛,也是本文意图解析的样本。最早的一本是李怀祖[15]的《管理研究方法论》,接着是巴比[16]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管理研究领域,当前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陈晓萍等[17]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当然,在笔者的方法论学习过程中,也阅读了纽曼[3]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以及邓津等[1]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这本对实证研究冷嘲热讽的著作不在笔者的讨论之列)。

  任何一本称作研究方法论的书籍,理论上讲,应该反映作者本身较为深入的哲学思考:他/她如何看待“管理(社会科学)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甚至“意识形态”的视角,当然也包括他/她所认为必要的具体研究方法的介绍。对这4本书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划分方法:聚焦于管理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取向的、多元范式取向的;多人合著的、单人独著的。每本书都有不同的侧重:李怀祖特别强调一些基本概念;陈晓萍等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了范例,指导性更强;两本译著的视野更为开阔,更具有哲学色彩。

  一个人会不会毫无经验、理论预设地去阅读方法论书籍呢?应该不会!因此,读者只需要把本文的解析当作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诠释”。

  2.1分析思路的提出

  选择这4本著作作为分析的样本,考虑到著者知识背景、研究经验、著者构成、读者对象的差异,事实上,不大可能把它们放在一个相对一致的哲学视角下加以比较,比如邓津等所做的那样[1]177~178;180~183,当然也无意涉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细节。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著作是如何为“管理/社会研究”提供“合法性”辩护的?这些著作是“科学主义”的吗?这些著作是如何指导读者的?据此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1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问题2如何看待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问题3如何开展管理研究?

  样本分析的顺序遵循贴近“实证研究”的程度。

  2.2对《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的解析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是近期出版的一本专门介绍实证研究的论文集,也是一本很好地指导人们从事实证研究的手册。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下比较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尤其是测量统计方面的知识,并提供了很多比较经典的研究范例。

  2.2.1科学研究及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

  徐淑英等[18]认为:“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解释并且预测自然或社会现象。从科学方法中得到的真理既包括逻辑,也包含证据,逻辑与证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陈晓萍[19]认为:“做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其实来自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探索事物的真相”;樊景立等[20]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果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恒定存在的(constant conjunction)”。

  徐淑英等[18]认为:“科学研究是实证的,因为它利用实证观察来证实理论解释的效度”,樊景立等[20]指出:“实证主义的观点强调因与果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果对因的依赖”。

  由此,科学研究,即实证研究的手段就是:直接观察—借助测量工具(无法直接观察)—测量工具用于可观察的行为,并声称“这三种数据的收集方式使客观世界和符号系统在实证研究中实现了一一对应”[20]。

  至于管理学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来源于徐淑英等[18]的“科学的价值或终极目标是寻求真理,是为了准确、有效地理解并解释周围的事物。终极目标是在所有领域内改善人类生活,包括企业管理。通过科学创造知识和技术,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对于管理学者而言,科学能帮助组织效率更高、产出更多、利润更高,也能帮助组织成为友善的雇主,为员工提供有回报的职业。能够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做出这样的贡献是学术生涯最有意义的回报”。

  2.2.2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或局限性

  在此特别指出,这些在国际管理学术界已功成名就的海外华人学者,在其著述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学术素养。正如该书的主旨在于“组织与管理研究实证方法”的介绍,但他们并没有回避管理学术研究中一些明显的困扰。比如,他们承认自己的科学观建立在所谓“现代观点”的立场上[18];也承认,“本范式对于在中国研究管理不一定是最合适的”[18]。“实证主义思想更多强调的是理论检验,而不是发展新理论”[20]。

  尤其是樊景立等[20]的表述:“虽然实证主义者强调研究资料是客观的,她/他们的研究致力于对外部世界进行客观的描述,但是实证研究所依据的数据是带有主观色彩的”。